黑板上写了我的名字。

我一走进门，一直到坐定在后排角落里的座位上才抬头看见。就算不去询问是谁用白色粉笔写了一串又大又丑的我的名字的假名，也不用去观察周围人的表情，各种各样的应该知道的事情，都装在我脑子里。哪怕把脑子丢掉，就留下两颗眼珠子摆在手心里，也能看到被用红色粉色画出来的大大的叉，和一个死字。

回到家，我失魂落魄般地晃进门，或者该说一路上我都是这样荡回来的。我一声不响地进了玄关。

这一段的回忆，尽管当时有多么黯然销魂，但后来作为我和她的闲谈时的内容，也算是乐乐陶陶了。我向她倾诉我被欺负的学生时代，绝不是什么卖弄自己凄惨过往的可怜虫行为，我更不屑用博取同情的方式获得她的尊重，不消说她本身就是个温柔贤惠的妻子。我对她说，只不过因为她是我的妻子这件事实本身。我想知道，彼时年少的我，在她的眼里会是怎样的可爱稚嫩的小朋友。这样算是一半对一半地试探她，虽然现在，我还会对我的女儿说。

我们结婚后的第三年，几乎是纪念日的前后，她查出来怀了孕。早在恋爱时期我们就幻想过无数次会拥有自己的孩子，在一次两个人都喝了不少酒的晚上，我骑在她身上的时候，突然想到了女儿的名字，兴致勃勃地告诉了她，下面反而软了。即使如此，我坐在妇产科室门外的塑料椅上的时候，还是不自觉地抖脚来缓解紧张，我总是没有做好过准备，这一次也不例外。

女儿出生的时刻，我反而感受到了一丝寂寞，那是如洗碗时盘子摔碎在地上般猛然袭上心头的寂寞。这份寂寞，我在一声不吭地溜进玄关的时候，妈妈也对我说过。

只是因为我没喊一句“妈妈，我回来了”，我也只是因为将要被叫做“孩子他爸”。我偷偷拜托过她，孩子长大之前，都还叫我“老公”，不过这个“长大”到底是怎样个时间，我和她都没有想过。只是顺其自然地，到了该叫我“孩子他爸”的时候，普通的谁都没注意到，没特别记住的日子，她开始这样叫我。

后来，她从玄关出去的时候，也一声不吭地了。我不知不觉地叹了口气，等到她像幽灵一般轻轻地走过长满藤蔓的篱笆小路时，微微探起身子，从窗子里看到了她，那副样子简直不像是仍然活在这世上的人了，背影看起来落寞悲伤。不过这些都是我们拥有第二个女儿之后才发生的事。

“妈妈呢？”

大女儿真子的手里攥着弹珠，她刚才在院子里一个人扮着两个人进行了一场弹珠对决，玩完之后从浴室端出来她上次在商场吵着要买的盆子——正好有她妈妈的头那么大的洗手盆，蹲在那里抬头问我。

“去工作了。”

“哦。”

“妈妈在大学里工作，真真以后也能去妈妈教书的地方学习。”

“你说过很多次了。”

我被她的话堵住了喉咙，但还是笑得很开心。她对她母亲的崇拜甚于我，因为我是个无业游民。自从移民来东京之后，我就没出去工作过，我靠一只钢笔和无数的文稿纸和墨水赚到了买下这座房子的钱。她当然不知道，她只对我钢笔盒上的皮卡丘感兴趣。

我随口回答了她，尔后不吉利的念头又爬上我的心头，就像是全家出远门，车停在高速公路上的时候我念叨几个小时前有没有锁门时的那份焦虑——她今晚也不会回来了。

我照例和真子两个人睡在她八叠大小的和室里，她蜷缩在我的怀里，侧着身子探出半个小脑袋看我，我看不到她的小嘴，但是能够清楚地听到她的声音。

“妈妈晚上为什么不回家？”

我被她的问题打得措手不及，不寒而栗。我没办法随便敷衍过去，我甚至不能张口发出响声。

“因为工作很忙。”谎言不可思议地一个接一个从我口中流出来。

不过说她出门是去工作也没有错，无论何时，大学的课程都不曾停过。

“是吗，那妈妈晚上还会在家里吗？”

她问的是以后，我当然也能听懂。

“唔，我不知道。不过真真听话的话，说不定就会的。”

她听了我的话，很快就被我摸着小脑袋睡着了。女儿乖巧可爱，大概是我最大的安慰了吧。

人们沉浸在不动产和股市膨胀起来的泡沫派对的狂欢里，做着买下纽约帝国大厦的幻梦，却被罗纳德·威尔逊用一张富兰克林抽开了踏脚板，无论是中坚的中产阶级还是极少数的富产阶级，所有人一齐陷入这团巨大的漩涡。呼喊着日元升值的蠢材们，时至今日还没能够醒过来。说实话，泡沫经济对她来说实在没有太大的影响，她在大学的工作很稳定。可我不一样了，在那之后，大家都会省着用钱了，小说这种并非生活必需品的东西，购买力越来越低。我自己能够感受到的变化，就是带真子去免费的公园、科技馆、图书馆和博物馆的次数变多了，她吵着许多次要去迪士尼乐园，可我一次也没带她去，她妈妈也没有。

最主要的是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生活方式开始回归家庭。泡沫时期和编辑泡在居酒屋和拉面店是最普通不过的日常了，后来每天下班后居酒屋肯定是不去了，最多也就是到面馆嗦一瓢面后回家；泡沫时期喝了酒直接打车回家，后来是她开车到电车站去接（家里住在浅草，出版社在五站外的神田）。还有就是我的态度，我为自己的作品遭受冷落而变得冷漠，尤其是表现在她身上。把在外面受的气撒在家人身上，不知不觉就伤害到自己的爱人，是我最可耻的地方。我开始抽烟，明知道是她讨厌的事情，还是会若有所思地望着远处的地平线，手像是不知道摆在哪里一样揣进口袋里。实际上我什么都没有想，只不过是抽闷烟。我变得讨厌她，因为我讨厌自己。现在还能够与她牵着青丝的，就是因为真子。

她本来是个温柔贤惠的妻子，我已经说过一遍了，我还要再讲第二遍。有一次，我惶惶不可终日地过了几天，我在为心中担忧的事情难过，她陪了我一整个下午，还让我在她怀里哭了。她本人比她送我的巧克力要甜三千倍，好不好吃是另外一回事。

她也不是一整天都不在家，每天早上她会回来做早饭，下午偶尔回来带真子去公园。

“妈妈也会写东西吗？”她在看我的稿子的时候突然这么问我。

“会写，不过都是些学术上的论文。”

“学术？论文？”

“真真将来就会懂得。”我顿了一下，也可能有半晌，“以后真真想要写小说还是像妈妈一样钻研语言，爸爸都支持你。”

出版社寄来的信里的内容一封不如一封，每一次字里行间中渗出来的绝望都更多一些，深深地让我感到自己陷进这沼白色的泥潭里。等到我完全沉下去的时候，她会来抓住最后一次的我的手吗？我这样问过自己，我求之若渴的刚刚相恋时她朝我伸出手的景色。

落魄！寂寥！这是整个日本的，也是我的词语。那天出门的时候，路面上冰冷冷的，天也阴沉沉的，云层压的很低。空气都是灰色的，霓虹灯透过朦胧的雾罩子发出暧昧的颜色，这也不妨碍我从头到脚都被褪去颜色。洗衣服的时候，连着自己和一整瓶漂白粉倒了进去。他们也都轻轻地、宛如幽灵一般在街上游荡，直到我抬起头去看他们的脸，每个人都长着没有五官的脸。我不在乎社会变成了什么样，我无法忍受的是自己成为了不幸的人，受到困苦的生活的迫害，让我失去了自我，这实实在在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那是从骨髓里发出来的呐喊声。

后来，我和她重逢了。她也变得卑怯，下意识地躲避我的目光，局促不安的动作让真子感到为难。就算这几年我过得很难，但一想到当初被她的温柔填满的回忆，我便能够在这满是痛苦的泥沼里满足地呼吸到一口新鲜空气。我当然敢去想，这么寂寞的世界，不能想美好的事情才是真正的绝望。

她也当然，是我全部的美好的事情。

有一天早上，我打开窗户，明明应该放晴的天空却看不见太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