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踏出地铁车厢的车门，双脚照着它们熟悉的方式向前迈进，接着，它们又向上迈几步，然后，它们就随着我的身体一起上升，接着又开始摆动起来，整个过程像是安装完毕，又装满了燃料的机器一般，没有知觉、没有差错地运行，就像我早上听见闹钟的响声，没有任何想法地从被窝里直起身，接着穿好自己的衣服，有时则是先穿好了衣服，再从被窝里直起身子，而结果总是我从床上爬下来，把放在床头的手机拿下来，给它接上连接在床铺下桌子上的插座上的充电器，接着放心地花半分钟解决积蓄了一夜的尿液，再用一分钟的时间解决完洗漱，做完这些，我又走到我的床铺前，拉开放在地上的椅子然后坐下，或是打开手机看看有没有什么新鲜的消息，或是拿起堆放在一边的书翻看几页，它或是《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或是《荷马史诗.伊利亚特》，或是《标准日本语》，或是《堂吉诃德》，又或者是任何一本我几乎看完但没有继续看完的书，然后，我会拿起上课所需要的书，把它们塞进书包里，然后背上书包，戴上前些日子才买来的手套，抓起放在桌上才没充电几分钟的手机，把它放进我的口袋里，接着便出门，下楼、去食堂、买完早餐坐下、吃完离开、前往教室、走上楼梯，然后找到我最喜欢坐的那个位置，靠走廊一侧的倒数第二排的靠外的第二个座位，在那里放好我的书包，安置好的我的身子，闭上眼睛好好坐个十五分钟，整个过程不过是机械样的运作，就同我现在熟练地挪动我的双腿，熟练地顺着滚梯一路靠近地面，即便我不去刻意地让自己的脚动起来，它还是会动，除非我让它不要动，就像这样，好极了，我现在已经站着不动了，但我如果不这么去想，瞧，我的腿又开始动起来了，它本身的使命就是要这样子不断地运动，然后一直到那个十米开外的闸机口才会停下，它必须要到那儿去，不然我会让它调头的，我可很清楚，另一侧的闸机口虽然长相和另外一边的一模一样，可它们在地下相差的二十米，到了地上可能就要差上一百米，或者更多，我可是见识过的，那时我的腿可还没有那么的懂事，而它也因为自己当时的稚嫩而多动了几百下，现在，它学乖了，知道从滚梯上来的路应该要走到哪个闸机口才能停，就像我看见一加一便会在瞬间想到二，看到女人会立马看向她的腿，再是向上看她的臀部，然后是腰、胸脯，最后才是她被头发盖住的背影，或是没有能被头发完全盖住的脸，那太自然不过了，就像我从出生的第一声啼哭开始就知道如何呼吸，如何用自己的喉咙发出哇娃的叫声一般，它分明没有刻录在我的基因中，我的先祖们并没有这样的本能，他们那个时代或许会有让人忍不住去看的女人，但一定不会有地铁，我是自己学会的，或者说，我是自己变成这个样子的，这或许又要怪罪到其他的人，或许是我的父母，或许是我的兄长，或许是我的同学、朋友，甚至和我擦肩的这些陌生人，他们即便没有和我有任何的语言交流，只是顾着各自大声或低声的谈话，或是顾自让自己的腿像我的腿一样带着身体迈动，但他们大抵都有责任，都要为现在的这么一个我负责，而同样的，我也要为了他们负责，即便他们之中大部分是些我看不过的混蛋，但我依旧不能够因为这个而逃脱干系，他们的混蛋也需要我去承受一部分的责任，但是，我可不想背上他们这样一副包袱，罗贯中笔下的那句宁叫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想来倒是觉得很有道理，不过，这句似乎是孙盛的话，而被罗贯中拿去讥讽曹操了，就像一枝梨花压海棠不过是后人辑录时的错误，却要把这下流的佳话套在苏轼的头上，又像是用远看是条狗，近看郭沫若一句话说作是出自周樟寿先生之口，却没有办法在上海文艺一角的原文中找到这么一句，只不过是见到他拿郭沫若当作是一些青年诗人、作家的典范，提了一句，当了个靶子，但后人只是想要觉得有趣，他们根本不想要知道什么真相，人文学科的人是如此，没有专业知识的更加是这个样子，而他们遇到了那些诗句、古句、古词，又要用上自己的想法了，贫贱夫妻百事哀本来应该是出自悼亡诗，贫贱夫妻也是指曾今贫困的自己和亡妻，这里也只是感慨当初生活的不易，大家却把贫贱二字当作了重点，把它当作是唯金钱论的金句了，而既来之则安之中二字的活用，却因为某位大人公开地错误使用而变换了意思，倒成了随遇而安的意思了，但这些原先的原意，又有多少是真正的愿意呢？原意是煮器的豆字，后来不也是被古人改成了豆子的意思了吗？古人改的得，今人怎么改不得？因为少了王国维、陈寅恪这样的大师？即便现在确实已经没有了大师，但这也不能够成为理由，时代是这样，哪能是几个人就能左右的？精英引领世界发展的理论，大概并不能很好地在我一个算不上任何学者的东方人的脑子里扎根，它总不能像我迈动的腿一样，我平时不会去注意到它，可当我注意到它时，却发现它是一直动着的，是一直在着的，只可惜它不是这样的。

突然，我的两条腿不动了，放在口袋里的手倒是拿了出来，在闸机口那儿摆弄了下，我还没有反应过来自己刚刚干了什么，眼前的阻挡便消失了，让出了一条无阻的大道。我的腿带着我从那儿走了出去，接着，它又带着我上了滚梯，好让我的眼睛看看地面上洒落下来的太阳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