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自思考是智者之举，独自放歌乃愚人之乐。

在我拿起第一百六十七盒CD时，脑海深处就冒出了德国疯子弗里德里希·尼采写在《自由鸟》之中的这句话。

直到那天晚上，我才发现CD盒的厚度约有1厘米。因为一百六十六CD堆叠起来的高度和我的身高差不多。当我将第一百六十七堆上顶端的时候，CD塔崩塌了，在刺耳的响声中，色彩灰暗的CD盒满地零落。我慌忙将它们捡起，并逐一检查，确定盒子中的碟片全部平安无事之后，我松了口气栽在床上。

天知道我在干什么。

安然无恙的CD盒堆在地板上反射着日光灯无机质的光。环顾下来胶质的盒面上印的是各式各样的日文。

在整理CD架的时候，忽然想将CD根据语言好好分类，浏览整个架子后，我发现并没有什么用，因为我的收藏里几乎全是日语音乐。

于是我将他们一盒盒抽出来，分成日语组和其他组相比较比例，结果却是个烂点子。日语之塔拔葱似的快速堆高一下就高过了我然后崩塌。

我慢吞吞从床上爬起来，仍不死心的想把日语CD们按照风格分类，却发现致郁向和自杀相的超过一半。

为何会有这么多的灰暗围绕着我？是因为我偏好这类风格，还是因为我都关在房里过着同于没有我这个人的生活，才会被这种灰暗气息所吸引。

最后还是选择了放弃。我抬起头看向安然如初的另一座塔——仅仅只有二十厘米左右高的中文与英文CD组成的其他组。风格依旧偏向黑暗。我叹了口气，随手从日语组抽出一盒CD，将光碟放入CD机，下一秒音箱就流出来女歌手略带忧郁的嗓音。

我缓缓举起CD盒，让它与我的视线齐平。封面是一群人在灰色布调房间中围绕的一座短沙发而坐的八名男女，神情严肃。但专辑的名字却是《beautiful life》。与封面意境相悖的名字就是如此令人印象深刻。乐团的名字是“Goose House”，是我最喜欢的乐团。

那是我依然苟延残喘的证明——我忽然有这样的感觉，跪在地上将CD盒轻轻按上胸口。初中一年级时偶然在广播节目中听到了Goose House的那一首《sing》，在检索到乐队的名字之后，我就通过海外代购将日本市面上流通的他们的所有专辑CD买到了手。如今也不知道听了几千遍，这也是我第一次体验喜欢的乐团推出新歌的感觉。

他们，GH他们擅长用欢快的曲调唱悲伤的歌词，营造出一种温柔而伤感的氛围。所有人都可以是主唱，所有人都可以是乐器手。我没有放弃生命，或许是为了他们吧。与其从高楼上纵身跳下，或是在浴室割腕，我选择逃入充满GH的歌声的房间里，这个灰暗的世界才可能是我的归宿。

我一直很想去GH的演唱会，虽然他们从未到过中国，但我依然想要亲眼看看GH的歌手们，用全身的感官来感受支撑我活下去的歌与整个乐团的演奏。

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光是要打开那扇薄薄的门上个厕所我都要收遍如灰尘般飘散在房间中的勇气才办的到。

说白了，我是家里蹲。我在十三岁那年拒绝上学，到现在已经有两年了。

关在房间的这段时间里，我上网查阅了许多关于校园霸凌的文章，但没有一篇有用或触动我的心，翻来覆去都是霸凌怎样产生的，或是如何杜绝霸凌等没用又好笑的废物笑话。路上有坑洞，雨天就会积水，知道雨的成因与如何填洞根本无济于事，在洞中受尽折磨而喘不过气的，我只想知道该如何解脱。

我不善于与他人交谈，也不喜欢在外面又跑又跳。从小就是一个宁愿在房间里听音乐看书，也没兴趣和别人玩耍的孩子。即使后来上了初中，下课时间也总是戴着耳机听歌，是一个真正的孤身一族。不与他人交谈，基本不参与集体活动，只想坐在那与音乐为伴。于是不知从何时起，我被班上所有人孤立了。所有人都不会接近我，仿佛我是一个全染病患者，在我周围半径一米是真空地带。

或许我真的是一个怪胎吧，即使没有朋友依旧平静的过着校园生活，终日与iPod里的音乐为伴。就是这样的，我被班上的不良们盯上了。当做消遣的对象。明明与世无争的我。遭遇了霸凌。

他们第一次找我要钱，是升上初二的十月。

自此之前也没好到哪里去了的家伙们不是装作不小心向我泼水，就是用剪刀将我的作业本剪得破破烂烂，甚至将我的校服丢到垃圾桶去。总之就是用尽一切办法来整我，以我被真时的表情为乐。我曾以为自己个性阴沉，被欺负是活该，或许就是这样一直哄骗自己，我才能忍受下来。

他们将我堵在厕所隔间，要我在明天之前带一百元钱来孝敬他们，我起初拒绝，于是他们动了手——不，是动了脚，将我的肚子当做沙包踢来踢去。回家从母亲的包拿钞票时被父亲发现，脸被揍的不成人形。自那时起，意识几乎抽离身体的感觉越缠上了我。

到了最后问题已经不是大家是否讨厌我了。世界仿佛在排斥我，我没有心力思考这一切是谁的错，自己该怪谁，我的现实已经开始崩坏。于是从十月开始，我，拒绝上学。

母亲的哭泣与父亲的打骂依然没让我再返学校。最后我将自己锁在房间里。蛰缩着过了两年。这两年里我就像是想要粘合起来的碎土偶，拼着命将只连着一小段身与心压在一起。

心里想的再忍一年，疯狂自学以求独自应考。那是我想着考上高中就能让我的一切从头开始，希望能够考上离这里远的没有任何人认识我的学校，到城市里就更好了。只要混进老人的人群里，就没有人会刻意针对我了吧。

门外的时间过得飞快。父亲怪罪母亲，母亲埋怨父亲，学校老师两个都骂。每当他们的争吵声以及隔壁妹妹的哭声从地板与隔壁传入房间里，我就戴上耳机将意识沉入音乐。那群来自海峡彼方异国的人们所唱的歌，是我能感受到的唯一的温暖与明确脉搏的现实。

但等我真的考上了高中，春天到来被扔进同一试服装的童年团体之间才发现我再次陷入了熟悉的寒冷，这让我惶恐不已。我不敢与任何人说话，与他人共处一室也让我呼吸困难。一想到初中时的惨剧可能再次重演，我就开始退缩了。一开始曾经来找我说过话的人，最后都因为我的阴沉而远离我，我再次被孤立了。 或许就是因为这样，参加开学典礼后的第二周我就再也没有进过校门。

母亲只知道哭，父亲只知道叹气，小我两岁的妹妹也开始改变，整个家庭陷入一种灰色的沉默。但这是第二次了，人是一种很容易习惯的生物。未来是怎样我根本无从想象。这无趣的生活大概只会在左右耳机中的立体音响中一天天削减吧。

然而就在我十六岁的八月那一天，层层裹覆着我的音乐，却毫无征兆的破灭了。

Goose House解散了。

我在网上搜寻GH的新专辑的资讯时，赫然看到了这一则消息。

日本小人气乐团Goose House于近日解散了。我的眼睛一而再再而三地扫视荧幕，久久无法理解这则消息是在说些什么。无法理解的字句，在我的脑海中有如在水中溶散的，盲目飘飞的纸片。我合上笔电，音乐戛然而止，房间里一片漆黑，我被吞没在那片黑暗之中。许久回过神，我已经拿过手机在论坛上搜寻GH的消息，企图推翻解散的谣言，但无论是粉丝论坛还是官方推特，上面都有两个刺眼的字——“解散”。

我没带听任何音乐，想睡也睡不着。GH解散了，虽然成员们，都依旧在活跃，但他们不再是我爱的GH了。我注视着队在地上的GH的专辑CD，等待暗色的窗帘被黎明点亮。

一天就这么过去了，即使是最熟悉的最温暖的黑夜到访。我也提不起劲接近CD盒，我好像听听他们的歌，但听了就等于承认他们的各奔东西，所以我用毛毯盖住头，一味地数着自己的心跳。

但时间治疗既温柔又残酷，仅仅只过了一周我就开始接受现实，吃了母亲因担心我而送的饭，又回到笔电面前上网。但GH真的消失了。

忘掉他们吧，我对自己说。

深夜两点我将GH的二十一张专辑塞进塑胶袋之后出了家门。八月凌晨的风，带着一丝丝的湿气。街灯的光刺痛着我的皮肤，上一次出门是什么时候的事了？

丢在家附近的垃圾场感觉不太好，我从一楼穿过大门想尽量丢远一点，因为我要丢掉的是GH的CD。我抱着塑胶袋，走在本应很熟悉却陌生无比的夜路上。路上除了我之外没有任何人，只有群聚起来的，又因我的出现而跑开的猫。运动鞋他在砖石走道上的响声与心跳重叠，成为一种含糊不清的诡异节奏。

不知走了多久，当夹道的田地与树林变得显眼，天空慢慢泛起鱼肚白的时候，我停在一间小公寓前的垃圾集中处。

明明只是几片CD而已，路上多的是地方能够就偷偷丢掉，我也不懂自己为什么会选择这里，总之脚步就是停了，就好像有什么东西牵着我的脚来到这里。

算了，就丢在这儿吧。当这么想的我先去垃圾箱的盖子时，发现——

有一个很眼熟的东西屹立在垃圾集中处的水泥围墙边上。他再要熄不熄的日光灯下反射出黄昏似的柔和的光。那是一把体型圆润的吉他。

我屏住呼吸，一步又一步的接近它，并蹲下将脸凑过去看。

它让我想起GH的歌手工藤秀平常用的那一把吉他，因为它与那把原声吉他同色同型。不，不仅如此，我从抱在怀里的塑料袋中取出一盒CD。与盒面上工藤秀平手中的吉他相比较。吉他右侧的刮痕，琴头一品格处琴颈背后被变调夹磨掉的漆，每个部位都与CD盒上的照片相吻合。

不会吧？

工藤秀平的吉他为什么会在这？

我脑袋中一小块仍保持清醒的部分做起了推测:这把吉他大概是GH的歌迷刻意按照实物加工的仿制品吧？而且那个人和我一样因为GH的解散而伤心欲绝，为了让自己好过一点就把它扔了吧——但有谁会像我一样痴迷一个小人气乐团呢？所以，推测也是不真实的吧。然而我的心，他擅自认定了那就是工藤的那把吉他，在工藤放弃他后漂洋过海，流落到我居住的城市。

我伸出手触碰琴身，发现它冰凉的让人惊愕。握住琴颈时琴弦陷入掌中，传来一股柔滑而舒服的痛楚。

装CD的袋子忽然从手上滑落，我连忙放开吉他用左手接住。然后开始埋怨自己这下意识的动作。我不是要丢掉他们吗？让他们在这水泥地上摔个粉碎也无妨吧？

但我还是将塑料袋小心地放在地下，以双手捧起吉他，目测四十寸的巨大的原声木吉他就在我的眼前。木材与涂漆的味道混杂在一起，从鼻子入侵到大脑。

我是想拿这东西怎么办？

开始家里蹲生活后，我养成了自问自答的习惯，不过却给不出任何答案。手指无意之间扫过琴弦。那一瞬间空灵的乐音以吉他为中心四处飞散。我的心脏瞬间停了一秒。

于是我以双手紧紧抱住吉他快步离开了垃圾集中处。